中世纪的“日本国”与“倭寇式状况”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能把倭寇等同于日本海盗集团，那么为何冠以“倭”字相称呢？这是因为在不局限于遍布在东亚海域国家的人与物的动向——权且称之为“倭寇式状况”——中，与日本所占的特殊位置有密切关联。争论点大致有两个：
第一，是倭寇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什么？
14世纪末，镇压倭寇的高丽、日本的负责人异口同声地宣称，倭寇主要来自两岛。倭国并非举国为盗，其主体是不服国家命令的对马、壱岐两岛的叛民与贼寇。他们实际的生活状态是“以舟为家”，居无定所（《高丽使节要》辛禑13年8月，《朝鲜太祖实录》4年7月辛丑）。到了15 世纪海盗活动平定之后，这种认识也没有变化，朝鲜方面心中的“倭人”，可以认为基本上就是对马岛的岛民。
其实，倭寇集团本身，从很早就开始笼络朝鲜和中国的政治失败者、逃避赋役的沿海民众，所以兼有多种性格。有关这种情形，我在以“何人为倭寇？”为题的论文中作了详细论述（《东方学》119辑，2010，东方学会）。但是，日本列岛西部的岛屿长期成为海盗活动的策动根据地。只是到了16世纪，其中心才从对马转移到五岛。
第二，是在14-16世纪的东亚中“日本国”的特殊性。
由于南北朝内乱、应仁、文明之乱等战乱，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低落至极。当时，虽然列岛各地的各类交流者们涌入朝鲜，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本应代表日本的“日本国王使”，也不过是那些交流者中的一员而已。而且到了16世纪，其名义又被对马岛以下的诸势力派送的伪使者肆意利用。
甚至连“日本国王使”的名义被非法利用都防止不了，可见中央政权的软弱无能，因而等于地方政权参与对外关系丝毫没有障碍。特别是对马的宗氏、大内氏、大友氏、平户的松浦氏、岛津氏等西国（日本西部诸地区）的大名（诸侯）们，对于将他们的领地变成地下贸易及海盗活动的策动根据地非但不加以取缔，反而还把分得的贸易利润装入自己腰包。王直等中国的倭寇首领，当在中国沿海的地下贸易基地遭到破坏后，便转移到列岛西边海域继续进行活动。
倭情在世界史上的作用 从以国家史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角度看，属于亚流的倭情，可以说在16世纪的东亚扮演了超越一国历史框架的世界史的角色。
最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见银山，在1533年从朝鲜半岛传来了吹灰法这一新的提炼技术后，产量大增。这一技术的传入，是由在山阴-博多-朝鲜这一地下贸易渠道中活动的倭人，从朝鲜民间秘密进行的白银提炼现场盗取的。
而且，由于中国经济向着以白银为中心的交换体制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白银通过地下贸易渠道大量流入中国。通过交换白银，从中国进口的物品则以生丝为主。倭寇集团通过地下贸易牟取了巨额利益，其中还有新加入进来的欧洲势力。
枪炮与基督教也是通过往来于上述地下贸易渠道的倭寇集团以及搭乘其货船的欧洲人传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携带枪炮乘坐的是后来成为倭寇王的王直的帆船（中国式的远洋帆船）。把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送进鹿儿岛的，是住在马六甲的号称海盗的中国人的帆船。枪炮成为左右战国动乱去向的新兵器，基督教则以“宗门人别改（大众宗教信仰调查）”制度，作为牢固掌控人民的否定性触媒，无可置疑，这些都成为日本历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重要因素。
作为庞大的“倭寇”、“虏寇”在东亚登场的丰臣秀吉政权与奴尔哈赤政权（后金），将倭寇猖獗活动中攫取的巨额贸易利润和极大提高的生产力据为已有，从而发展成强大的军事国家。江户幕府和清王朝作为继承者，在经过种种失败之后，创造了新的国际秩序（所谓锁国体制），镇压了倭寇的活动。
历史学为何而生？ 从韩国和中国的学者对倭寇与倭人的看法当中，我感到现代的民族主义主张，存在这一种从历史中寻找根据的倾向。一开始就对照所给的答案，从史料中“发现”与之相符的根据。受其驱使，日本方面的民族主义主张又以同等的方式与其对抗。这样，只会步入歧途，产生毫无结果的龃龉。
我所属的东京大学，常常被拿来与首尔大学、北京大学相对比。我感到在韩国和中国学者的眼中，东大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利益”而做学问的地方。但是与我对历史学的所思所想相去甚远。希望现代人能尽量摆脱各种约束——例如，禁锢在国民国家框架中去解释过去——用更加贴近于当时的目光去描述历史。我之所以搞历史学，是因为感到这种工作很有趣。特别在感到能从当时的文脉中解译史料的那一瞬间，更是喜上心头。
尽管当今国民国家万能主义正走入死胡同，北方领土、竹岛、尖阁诸岛（钓鱼岛）等边界空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领土纷争场所，可能性受到封杀。为使其恢复并赋以活力，如果我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弄清前近代的边界空间实情以及边际人的活动，能够提供某些启发的话，将十分欣慰。这与因为有趣、因为喜欢才研究历史学并不矛盾。